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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珍奥斯汀无关的理性与感性


2020-06-25

和珍奥斯汀无关的理性与感性

1987年生的宜兰人,在哲学系所打滚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学家讲话能让大家都听得懂。

我们似乎习惯把理性和感性对立起来。例如说,若有人提出详尽的计算数据,指出若我们把故宫文物全数卖掉,足以支援台湾人民在可见未来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他可能会被指责「只用理性思考,缺乏感性」。又例如说,有些人在被指出其逻辑谬误的时候,会自我辩护说「我这是比较感性的思考方式」。在这样的理解下,理性和感性似乎是两种思考方式,是人可以选的。而一个人的思考会得出什幺结果,就看你选哪一边。

我认为上面这种理解是错的,而且它出错的方式,可能会连带阻碍我们和异议者的沟通。

以上面的例子来说,当我们指责主张用故宫文物来换「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人「不够感性」的时候,这种指责背后的意思应该是说对方不懂得欣赏故宫文物的价值。换句话说,当这种意见冲突发生,双方的立场差异,恐怕是来自于对故宫文物(或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价值判断不一样。说穿了:你认为故宫文物很有价值,对方不这幺认为,所以你们对于上述方案有不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思考方式不同,而是价值观不一样。当你指责对方太理性的时候,其实你跟他是一样理性:

他很清楚知道:把故宫文物卖掉,可以换得取怎样的结果。你很清楚知道:以上述方案换取那样的结果,会导致故宫文物在台湾消失。

英国哲学家休姆(David Hume)认为「理性是热情的奴隶」。他所谓的「热情」,指的就是人的慾望、喜好、情感这些可被统称为价值观的东西。在这里,休姆并不是想要主张理性比价值观低等,而是想要说:

透过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知道哪些手段可以达到哪些目的。不过理性无法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应该要达成那些目的,因为一个目的有多重要,最终是价值观决定的。

跟前面的分析相仿,对于休姆来说,「用故宫文物换取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有可能在理性能力上没有什幺差别,而只是拥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些区分很重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认为你跟对手的立场差异是基于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不同的价值观,这可能导致你们寻求错误的方式来解决或者互相指责。

类似的错误,也发生「太功利」、「太看重效益」这些说法上。例如说,若有人主张拆除古蹟用来盖其实是商场的运动场,可能会被指责「太功利」、「太看重效益」。这种指责方式不太恰当,因为它似乎暗示,反对开发的人之所以站在他们现在的立场上,是基于一些「效益之外的理由」。但是,想想看,到底会是哪些「效益之外的理由」呢?当我们反对用古蹟换商场,常见的理由可能是:

留着古蹟可以保存人文风景留着古蹟可以带来教育意义留着古蹟可以增加观光资本

这些都是效益,不是吗?当然,支持开发的人可能会认为「人文风景」带来的效益难以计算、「教育意义」要过很久才能收到效果,而「观光资本」则必须动脑加以营造才能真的利用。然而,这些抱怨其实都并不否认上述条件是效益,只是在抱怨这些效益很难估计、距离现在太遥远、不好操作。

在上述战场中,正反双方的冲突并不是因为其中一方太在意效益,另外一方太不在意效益,而是因为双方对于「具备哪些性质的效益比较重要?」有不一样的看法。套用休姆的分类,这往往也是价值观的差别,而不是理性态度的差别。搞清楚冲突发生的癥结,我们或许就更有机会进一步釐清价值,寻求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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